王雪梅：《弥勒信仰研究》后记

编者按：

2016年9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弥勒信仰研究》主要从汉译佛教文献入手，结合弥勒图像及其历史遗迹，同时借鉴民间传说资料，通过分析、比较、归纳，探讨弥勒信仰的形成、发展与演变，既有对弥勒信仰形态的纵向发展分析，也有对弥勒信仰特质的探讨以及与佛教其他思想信仰关系的横向比较研究。通过弥勒信仰在本土的变迁历程来解读弥勒信仰的内涵与特征，为理解弥勒信仰的中国化历程及当代弥勒信仰的流行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背景。

作者王雪梅， 西北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副院长，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人员，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主要从事佛经文献、佛教史及相关宗教文化研究。

《弥勒信仰研究》作者王雪梅

《弥勒信仰研究》后记

本书是由我的博士论文修改拓展而成，基本保持了原来的思路与架构，不是说原稿有多么完善，恰恰相反，原稿本身就是一个“残篇”。所以尽管书稿付梓在即，心却一如当年完成博士论文的时候，没有片刻轻松，因为我深知这只是另一个开始。

说它是“残篇”，是因为当年博士论文的“宏大”计划为“弥勒信仰的渊源与传播”研究，重点是考察弥勒信仰在中国的传播与流变，试图弄清诸如弥勒形象变迁、弥勒与中古政治、弥勒与民间宗教等一系列弥勒信仰中国化的历史缘由，弥勒信仰在印度的情形不过是我最初拟定研究的引子或者铺垫罢了。可是，下笔撰写，我就“陷入”弥勒信仰在古代印度发展的“深水泥潭”而不能自拔，反复研读汉译佛典的早期文献，发现弥勒信仰最初的发展完全不是学界此前所理解的弥勒净土形态，这促使我不得不先将弥勒信仰在印度的产生兴起、发展演变做一通盘的考察。这个“节外生枝”的变故，导致论文的推动异常缓慢，严重“阻碍”了我准备如期毕业的进程。直到距离提交论文还有40多天的时间，我还纠结在“古代印度弥勒信仰”的研究写作中，挣扎在缩减研究按期毕业还是延期以待完成的困境中。按照我的本心，是想一鼓作气把这个研究完整做下去，但显然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和积累，延期一年甚至更长，可是，生活的现实却不允许我推延，哪怕半年！我只能选择按时毕业，这意味着我必须以“残篇”来交卷，人生或许就是这样充满了遗憾与无奈！虽然有违我的初心！也让导师十分为难！好在，人生的每一个转角处都会有希望之光的投射，不至于让人绝望。在研究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导师李利安教授的指导下，我将此“残篇”“改造”成了一篇博士论文。

尽管以“残篇”之作顺利毕了业，但个中遗憾，唯有自知。毕竟，与我最初的想法相差太远，弥勒信仰在中国的演变才是我研究的重点，真心不想以此“残篇”作结。为了不让自己在工作和家庭的琐事中忘却初心，博士毕业回来工作的同时，我申请了川大宗教所的在职博士后，在合作导师段玉明教授的支持下继续中国弥勒信仰研究，希望能够让“残篇”正真完整起来。可是，“残篇”终究是“残篇”，遗憾终究是遗憾，我计划写完的“中国弥勒信仰研究”的出站报告，已经很难和博士论文达到“无缝连接”了，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不能弥补的缺憾。为此，我开始考虑增添删改让“残篇”独立出来，在我的另一位老师南京师范大学黄征教授的帮助下联系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并在拟出版期间，有幸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此实为本书最终修改成书出版又一因缘。

书的末尾附录了我的两篇论文，前一篇旨在表明弥勒信仰在传播中的“中国语境”，后一篇则是想表达弥勒信仰既是历史的过往更是当下的信仰，或以此可回应我研究“弥勒信仰”的意义所在。

时光如白驹过隙，本书从最初开始拟定到今修改完成，弹指间已过八年，虽经年累月事无成，年华徒增业未精，然从未敢言放弃，读书问学以来，师友们于我赐教良多、关怀备至，让我感怀不已。

负笈长安，是我此生最幸运的选择，也是我读书生涯中最丰厚的岁月，感谢我的导师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是他把我引入了佛教研究的生涯，我对佛教学的热爱、对菩萨信仰的持续研究无一不受他的影响，他细密的思维总是给我疏阔的心性以启迪。虽然我已毕业多年，但老师的关心、敦促与 49 30828 49 15287 0 0 2730 0 0:00:11 0:00:05 0:00:06 3135鼓励却无时不在，而今又赐我嘉序，其劝勉之心溢于言表，我无有回报，惟努力前行以报之。我也深深感谢我的合作导师四川大学宗教所段玉明教授，川大宗教所曾一度是我梦想的地方，感念他的帮助，我以博士后的身份忝列门墙，他的佛教社会史的学术理路使我深受教益，其影响在本书相关部分已有所显现；感念他的信任与提携，让我参加他的重大招标课题，并在2014年暑假随行前往藏地考察佛寺，所有这些都是让我难以忘怀的记忆。我还感谢引领我着意佛经文献、敦煌文献研究的南京师范大学黄征教授。八年前，我与黄老师相识于长安城，此后，这位敦煌语言学家或赐书教导或远程答疑，使我对写本文献才有了特别的留心，这不仅促成了我们后来合作整理出版《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更为重要的是，激励我开始了佛经文献的研究，本书中相关文献解读以及敦煌文献的引用，就曾得益于他的提示帮助。出版之际，又幸得黄老师惠赐题签，使拙著增色不少，对老师多年的奖掖关怀铭心永记。读博至今的数年里，拥有三位睿智而慷慨的老师，我真是无比幸运！

我感谢彭树智、吕建福、黄民兴、白建才、马瑞映、杜斗城、黄夏年、汪娟、王联章、龙达瑞、夏志前、蔡东洲等诸位前辈学者，他们或参与我的论文答辩、论文审查，或惠赠书目图籍等，给予了我很多启发性的帮助；感谢李海波、王欣、师敏、宇恒伟、王宏涛、张来军、韩建伟、王大伟、李永斌、于卫国、吴佩林等诸位学长，他们或提供译文资料、或与我论学、或促我立项，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他们也给了我无穷的鼓励；感谢国家社科基金的评审专家，给我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我感谢我的硕士导师西华师范大学龙显昭教授，他给了我中古史和儒家思想的学习底色，同时，也是他在十年前就坚定地支持了我从事佛教的研习，先生年过八旬仍笔耕不辍，祝愿他健康长寿。

我感谢上海古籍出版对我的信任与支持，吕瑞锋先生和张祎琛女士对本书付梓的倾力相助以及宽容我的拖沓，让我充满感激。

我也感谢印度尼赫鲁大学Swaran Singh教授，他最近与我讨论的印度文化中的救世主问题，虽然已来不及吸收到本书，但他从一个印度学者的视角为本书已有观点提供了支持，也为我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本土”经验。  

每个人都仰仗无数的因缘活着，每本书也由无数的因缘来成就，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无以一一列出，唯愿慈尊度有情！

王雪梅

2016年8月于果州西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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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凯）